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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作文

类型:说明文 时间:2011年10月16日

从南开大学开会回到北京,心有涟漪,很想写点感受。三十年来,这还是第一次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。

会议是纪念鲁迅的。今年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。一个死人,假如还活在人的心里,在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歌声飞进百姓家的今天,纪念一下,也是人情之常吧?自然,必须真心诚意亲近鲁迅,不是鲁迅当年憎恶的“敬而远之”,不带消费鲁迅的口是心非的私利。

不过鲁迅就是这样特别。逝世前一个月,他发表一篇题名《死》的文章。是重病后的杂感。其中给亲属写下了七条“遗嘱”。第三条就是:“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。”是“不要”!是“任何”!多么决绝!自然,这是给家属的。如果家属“听话”,总该谨守的吧?可是鲁迅又早就说过:“‘爸爸’和前辈的话,固然也要听的,但也须说得有道理。”于是乎又预留下“造反”的后门。

何况非家属!“遗嘱”的不是他们。

鲁迅为什么这样坚决拒绝“纪念”他呢?检读他的文字,说来也话长。不知道是不是和他说过的这些话有关?

他说:“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,将来我死掉之后,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,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。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,为了造语惊人,对仗工稳起见,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。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,即使有谁看了,于我死人,于读者活人,都无益处,就是对于作者,其实也并无益处,挽联做得好,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。”

可这次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召开的会,与会学人五十九人,提交论文三十篇,筹备充分,与会者认真。而开得更颇有亮点。虽说挂着“纪念”会标,实行的却真的是会标上的“学术讨论会”。即使开幕式这种“礼仪”,主持的陈洪院长、杨阳馆长也没有“纪念”的套话,没有阿世的八股,没有把鲁迅工具化的导向。只简短地抒发己见,又颇见对鲁迅的深切理解。而“讨论会”在乔以钢教授的主持下,以其开明、开放的无言之言鼓舞与会者,确实是比较无所顾忌,比较畅所欲言,又不设评点人,多有热烈的争论。争论,在如今的学术会上是奢侈品;大多是各说各话;即使评点,也成了套路,中庸一番。谁理会“搔痒不着捧何益,入骨三分骂亦精”?会上,虽然难免陈旧的话语,“导师”式的指点迷津,毕竟没有“二丑”。

讨论会是很有学术分量的。给我感受最深的,是黄子平教授的《他结巴了——鲁迅与现代汉语写作》。子平确实厉害。他用十五分钟的发言,就把我苦读鲁迅五十年未能摸到的另一扇大门,精准地推开了。真所谓如醍醐灌顶,如当头棒喝,茅塞顿开。请看他的“提要”:

旧的语言系统崩溃了,每一个词语都摇摇晃晃,发生震颤。鲁迅是现代中国唯一‘从内部’体验到这种震颤的作家。鲁迅挣扎地应对这个错位的时代,充满了表达的焦虑,但同时提出在语言系统的废墟上‘让语词做更多事’的激进要求,——他的写作只能是‘结结巴巴’的。这种写作当然不见容于以‘规范化’为标的的现代汉语体制。问题是:如何在口若悬河的当代习得一种口吃的语言方式?

当场有学者解读为这是语义学、修辞什么的;黄又作出澄清,再次申说自己的意思不是语义学,不是修辞。我的领会自然更加不一定符合他的尊意,我感到的是:他论述的鲁迅“怎么说?”这“怎么说”,不是“讽刺”、“冷峭”、“反讽”、“犀利”、“尖刻”之类,而是运用现代汉语转型的内在冲突,以别样的方式表达思维及思想的别样蕴涵。

这时想到了我自己。我很惭愧。我一直知道:我自己几十年的所谓研究,不过是原始的、起步的:“鲁迅说了什么?”我未能摸到“怎么说”这门径。一次学术讨论会,有一个这样的创见,开辟新的门径的创见,不仅仅是成功的,简直是质量奇高而且罕见的了。一个讨论会,和一个人相同。试看世界学术史,再伟大的作家,他一生的创作,不可能字字珠玑,篇篇经典。传世的经典有一二三就了不起了。鲁迅也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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